文：趙春山
今年是香港主權移轉二十五周年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偕夫人彭麗媛等一行人，特地參加七月一日在香港舉辧的慶祝大會，以及特區第六屆政府的就職典禮。
這是新冠疫情蔓延後，習近平第一次離開中國大陸邊境，因時值中共年底「20大」前的重要時刻，難免會引發外界的各種揣測。例如，有人就對習不在香港過夜，以及隨行官員的「政治行情」大作文章。
肯定「一國兩制」在香港的施行成效
但習近平這次香港之行的意義不在於此，他所要釋出的訊息，其實巳見諸於他在慶祝大會上發表的講話，即回顧「一國兩制」在香港實施的過程，並對香港的現在和未來，提出了「四個必須」和「四點希望」。
一九九七年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後，根據鄧小平設計的「一國兩制」構想，希望透過《基本法》予「港人治港」的特殊待遇。這個讓港人「馬照跑，舞照跳」的過渡階段，將維持五十年不變。
中共以「一國兩制」打破英國殖民統治的「政治現狀」，但不願打碎這個在經濟上有利可圖的「東方之珠」。美國一九九二年通過《美國-香港政策法》，授權美國政府在港主權移交後，繼續在貿易上予香港與中國大陸不同的待遇，包括關稅和出口管制等。如此，香港得以充分發揮轉口貿易的功能。對中共而言，維持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，有助於中國大陸的現代化，並且期盼對台灣起重要的「示範」作用。
中共把香港情勢惡化歸咎於外力
馬克斯主義者強調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」，中共顯然忽視香港主權移轉後，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出現的變化。中共把「反送中運動」大部分歸咎於外部因素的介入，認為西方對香港民主人權的關注，並非完全從普世價值考量，更多是著眼於他們本身的政策利益。
中美戰略競爭確實是導致香港情勢惡化的一個重要變數。川普二○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簽署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》和《保護香港法案》，成為泛民派和示威者的後盾。中共擔心香港社會的反對運動，認為反對人士試圖以「議會鬥爭」，實現「法理港獨」，並且和「疆獨」、「台獨」等「分裂主義勢力」相互串聯。
在中共眼中，過去五年是香港「由亂到治」的時期。中共從法律和制度兩個面相，來處理這個亂局，使「一國一制」在五十年的中間節點上，由量變產生了質變。
首先，中共強調法律的優先秩序。根據中共《憲法》第62條第14項規定，中共「全國人大」行使的職權，包括「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」；香港《基本法》第159條也明定「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」。中共「全國人大常委會」二○二○年六月三十日急速審議通過《港版國安法》，並且由習近平立即簽署公布實施。這項法案羅列分裂、顛覆、恐怖主義和勾結外國勢力等四項罪行，給與中共干預香港司法廣泛的權力。
新特首將提升管治效能 但衝擊經濟的疫情才是考驗
其次，中共把落實「愛國者治港」，擺在香港治理的重要位置。中共改變選舉制度後，二○二一年十二月香港立法會選舉，由建制派大獲全勝。二○二二年五月八日舉行香港行政長官選舉，李家超在無人挑戰的情況下，當選香港特首。自此香港的行政與立法，形成了「一條鞭」的關係。
李家超說未來五年是香港「由治及興」的關鍵時刻，香港政府將會「務實有為，迎難而上、提升管治效能。」二○一九年的社會事件，加上二○二○年疫情爆發，使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大幅收縮，並嚴重衝擊就業市場。根據香港美國商會二○二二年企業信心調查報告顯示，香港防疫政策正削弱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吸引力，六十％受訪者將國際旅行限制列為最關心的問題。
習近平在「71講話」中提及「切實排解民生憂難」，我認為當務之急就是處理新冠疫情對香港民生造成的衝擊，這是對中共和港府的一項重大考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