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：周治邦
課徵暴利稅是否影響廠商投資誘因？可從1980年迄今的三次相關事件來解析。較近的一次出現在1997年英國工黨政府上台，針對保守黨政府從1979年開始所推動包括電信、機場及發電等國營事業民營化的廠商課徵暴利稅。雖然這些廠商的民營化屬一次性事件，但爭議焦點在於歷經民營化十餘年後，卻只有在1997年恰好握有這些公司股票的股東必須負擔暴利稅，因而很難說符合公平原則。
較遠的二次事件則皆出現在全球處於第二次能源危機的1980年。因應能源危機，各國紛紛展開調高利率，以對抗高油價所導致的高通膨問題。英國當時對銀行業因升息得到的獲利課徵暴利稅；由於對銀行業而言，這些獲利較像一次性暴利，因而對其投資誘因影響不大。
於此同時，1980年美國也對能源商課徵暴利稅，但由於下列兩個因素，造成廠商遭課稅後減少投資，導致美國能源商1986年的生產量比1980年下降4.8％。首先是油價的波動性超過利率的波動性，因而能源商傾向認為若再出現油價高漲，政府仍會課徵暴利稅。接著是從探勘油田到建廠煉油，需要投入大筆資金，而這些資金大多屬日後無法回收的沈沒成本。因此，若再加上考慮暴利稅的成本，會讓能源商對投資更裹足不前。
西方角度看世界 公平性值得存疑
由於發電也會出現大量沈沒成本，且電價的大幅波動性會讓電力供應商認為暴利並非只會出現一次。因此，歐盟的政策一旦付諸實行，恐會造成下列兩個結果：首先是擁有原油及天然氣的廠商會減少投資，因而增加油價的上漲壓力。從好的方向來看，會達到減碳效果，而和本文開頭所引用納瑟執行長的看法不同。但從壞的方向看，會減少非綠電的供給。其次，太陽能、風力及核能發電廠商會減少投資，從而減少綠電的供給。
總而言之，暴利稅比較像是政府手持正義之劍來制裁獲利的業者。它雖然能一時撫慰民心，但卻無法解決未來油電供給短缺以及價格齊漲的問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