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：邱文通
為什麼這麼多年來，類似太魯閣號列車出軌的工安意外事件總是層出不窮？為什麼不該發生的事情卻一再發生？很多人不禁會問：「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？」答案是──「差不多文化」在作崇，既沒有負責（responsible）的精神、更缺乏當責（Accountability）的內涵。
胡適先生有篇很有名的短文<差不多先生傳 >，文中寫道：有一天，差不多先生忽得急病，趕快叫家人去請東街的汪先生。家人急忙跑去，一時尋不著東街汪大夫，卻把西街的牛醫王大夫請來。差不多先生知道尋錯人，但病急心焦，心想：「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，讓他試試看罷。」結果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嗚呼了。
太魯閣號列車出軌釀禍，造成四十九人死亡、兩百一十八人輕重傷的慘劇，其實就是施工單位的「差不多文化」所致。誠如胡適說的：「 無數無數的人，都學他的榜樣，於是人人都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。」
因此，要減少或避免太魯閣號列車出軌悲劇重演，首在革除「差不多文化」之弊。除弊的第一道功夫，在於建立並實踐責任制度。列車出軌後，交通部長林佳龍請辭，有人認為沉痾已久，究責不在部長，有人表示歷史共業，政黨何必惡鬥？這般說法，正是縱容責任制度、敗壞責任政治的元凶；不論誰當家，出事應負責，這才是建立並實踐責任制度（政治）的具體表現。
然則，負責不夠，還需第二道功夫，那就是更積極的當責。當責的意義，是從原本消極的事後追究責任，提升到積極的事前承擔責任。真正的「當責文化」，並非事後嚴厲追問：「做不對、做不好，到底誰該負責？」而是在事前規劃與工作進行中，積極且正面地問：「要做對、要做好，誰主其事、如何做到？」
換言之，當責者是想盡辦法要確保「最終成果的最佳化」。試想人人凡事自問：「我還能做些什麼，把事情做對又好，符合期望的成果？」那麼，人禍即使不能全免，至少也會大幅減少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