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雪崩時，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。”
法國思想之父伏爾泰 Voltaire
由於今年疫情，自己獨自待在家裡的時間被迫無奈的增加不少。無聊之際，想起有幾部慕名已久卻沒看過的電影景點，其中有許久之前的 “辛德勒的名單”，和去年的 “綠皮書”，這兩部奧斯卡最佳影片。
看似時空距離和主題各不相關的兩部電影，卻有著共同的主題 – “人權”。
1994 年囊獲 7 項奧斯卡金像獎的 “辛德勒的名單” 裡面的第二主角原型，是納粹負責滅絕猶太人任務的德國軍官阿爾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n，恰巧也與希特勒同名。1961 年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發現他逃亡到阿根廷，遂通報政府將其引渡回以色列審判。審判期間，艾希曼宣稱他 “ 一生都是依據康得的道德律令而活，所有行動都來自康得對於責任的界定。” 艾克曼為自己辯護時反復強調“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，只是起到傳動的作用罷了”。作為一名公民，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當時國家法律所允許的；而作為一名軍人，他只是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。
到現場旁聽這場審判的猶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 – 漢娜 · 阿倫特 Hannah Arendt，以《紐約客》特約撰稿人身份做了深入的報導，並在 1963 年出版了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——關於艾希曼審判的報告》。在這本書中，她描述審判席上的納粹黨徒艾希曼，“不陰險，也不兇橫”，完全不像一個惡貫滿盈的劊子手，就那麼彬彬有禮地坐在審判席上，平靜地接受絞刑判決。”
根據對艾希曼的觀察，漢娜·阿倫特思考並提出了著名的 “平庸之惡 The Banality of Evil”，因为多数人不思想、無判斷、盲目服從權威而犯下的罪惡。
阿倫特在書中，充分闡釋現代社會中廣泛存在，個人不思考，不思考人，不思考社會的現象，而把個人完全同化於體制之中的 “平庸的惡”。多數人服從國家體制安排，默認體制本身隱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為，甚至成為不道德體制、毫不質疑的實踐者。雖然良心不安，但依然可以憑藉體制來為自己冷漠行為提供非關道德問題的辯護，從而忽略個人道德上的過錯。這是現代社會、體制化之中的個人“平庸之惡”的基本表現。
2019 年第 91 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的綠皮書 GREEN BOOK，則講述 1962 年，牙買加裔美國天才鋼琴家唐納德、謝利，為前往種族歧視嚴重的南方巡迴演出，經朋友推薦，聘請一位在紐約夜總會擔任保鏢的白人托尼 • 瓦勒隆加做司機。兩人出發之前，音樂公司給了一本綠皮書，是專為黑人編制的旅行指南。主要內容是標註各城市中允許黑人能進入的旅店、餐館，在美國種族隔離時期，協助有色人種應對種族歧視。
從紐約出發一路向西南各州的路途上，謝利在精彩的鋼琴演出後獲得的熱烈掌聲，和隨著越深入美國南方傳統歧視黑人的地區，遭受越多被其實對待的人情冷暖交互過程中，終於爆發了這一位鋼琴家表面成功卻內心自卑、無所適從的人格特性。旅途當中，文化價值觀截然不同的兩人矛盾時有發生，卻又在人類文明的理性光輝中，相互理解，了解，進而接受對方的價值而相知相惜，攜手客戶困難和歧視，一起完成長達 8 星期的演出。
可惜美國不光彩的黑奴歷史所埋下的仇恨種子，時至 2020 年的今日，仍然引發美國黑人佛洛依德被警察長時間壓制頸部、執法過當導致身亡的悲劇。乃至於即使在 COVID-19 疫情肆虐期間，爆發了全美國、全球 “BLACK LIVES MATTER” 和 “I CAN’T BREATHE” 的大規模抗議活動。結果造成美國疫情的更加不可收拾，和參與抗議人士感染病毒、不幸身亡的悲劇。
昨天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德國接過歐盟輪值主席的會議上，強力向全球宣示“ 源自於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的基本權利是歐洲基石”。她提醒歐盟各國政府，不要因為防控疫情，讓自己的施政走向民粹主義。33
令人遺憾的是，今年以來面對 COVID-19 疫情的台灣，中央防疫中心防疫領導小組以高民調自恃，隨意發佈違背憲法，沒有防疫標準、排斥科學方法的各項政策，大步走向“沒檢驗、沒數字”，剝奪全民知情權的民粹道路。不僅對於在不同地區發展、同為中華民國國民的台灣人，給予不同甚至是低於外國人士的“綠皮書”待遇。
為何民主國家政府要員，挾帶一時的高人氣，膽敢無視國家保障國民共同基本人權的憲法，公然澆灌歧視的種子？究其原因，無非是國民黨等在野黨和台灣社會對於“平庸之惡”的習以為常、視若無睹呢！
法國思想之父伏爾泰說 – ”作為人類的一份子，我們每個人都要對這個世界的崩壞負責。對自己作為一個人，而不是一個員工、一個社會成員的身份的否定和責任的模糊。”
以民主價值自傲的中華民國台灣，如果政府官員和多數人越來越習慣於用“平庸的惡”，假掰成一幅無辜的面孔，拿政府權威作為擋箭牌，將迫不得已作為藉口，去侵犯、剝奪別人的基本權利，跟一再指責其不民主的集權國家有何不同呢？ 如果這種思維變成台灣社會的價值觀，這塊土地的人們終將同為這種“平庸之惡”的犧牲品，就悔之莫及了！
